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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我认为，黄土高原长期以来被严重误解和忽视。实际上，它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至关重要，影响了多个方面。任何进入中国腹地的人，基本上都需要穿越这片广阔而海拔较高的区域。而黄土本身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地质材料。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黄土，中国可能不会发展出深墓的概念。建造巨大墓葬的想法完全是因为黄土为其提供了条件，否则，人们可能依旧沿用早期那种浅墓的模式。黄土的松软性使得人们可以轻易向地下挖掘，这在新石器时代就已被发现。后来，人们越挖越深——到秦朝，陵墓深达30米，这在其他地区是难以实现的。

　　此外，尽管外部营养成分输入仍然较少，浮游植物生产力增加有限，青藏高原湖泊生物地球化学的响应仍表现为微生物多样性和营养状况增强。不同观测和计算方法认为，青藏高原的湖泊既是大气二氧化碳的源，也可能是二氧化碳的汇，盐度较高湖泊比盐度较低湖泊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更强。

　　当中国在提振消费时更突出民生属性，“就业—收入—消费”这个经济运行中的关键循环有望更加畅通，为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

　　活动现场，《春牛首·荟金陵》AI宣传片拉开活动的序幕，向大家展示了历史的生动变迁和非遗的活态传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院名誉院长管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吴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李栓科、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馆长郑晶受聘为“牛首山文化传播使者”。

罗森：绝对改变了。我小时候非常害羞，学习成绩也不算好。后来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中文，我觉得，这门学科让我的大脑变得更敏捷、更灵活。学中文需要高度依赖记忆力，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锻炼。学中文也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比如像现在这样跟你聊天，我会尽量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我觉得这让我变得更加开朗、乐观。我在中国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现在年纪大了，也算行事得当，因此得到了很多尊重。北京大学和杭州的中国美院授予我名誉教授的头衔……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它拓宽了我的人生维度。这个“维度”指的是，我可以接触另一种文化，了解另一个社会。

　　香港沙龙电影公司主席、亚洲内容产业峰会主席汪长禹致辞时表示，乐见峰会促进亚洲各国和地区内容产业合作，期待各方携手探索内容产业发展新模式。

罗森：彻底颠覆。我的观点是，中国的文明在相当早的时期就已高度发达，并建立在城市或大型聚落的基础上。在英语里，我们将其称为“新石器文化”。你应该听说过杭州附近的良渚文化和渭河流域的陶寺文化吧，这些都是庞大的文化中心，社会组织严密，文化高度发展。然而，后来整个中国地区经历了剧烈的环境变化，一些地方遭遇洪水，另一些地区则因气候恶化而难以生存，人们因此逐渐向黄土高原迁徙。换句话说，气候变化促进了人口的北移。与此同时，北方相较于南方拥有一个显著的优势——更适合牲畜饲养。居住在黄土高原的人们开始饲养牲畜，而这些动物无法适应长江流域那样湿热的低洼环境，只能生存于北方。最早，牲畜经由河西走廊进入中国腹地，最先到石峁地区，然后继续向东扩展，传播到北京以北的大甸子等地。随着时间推移，牲畜在北方广泛传播，并进一步向南扩展，最终到达陶寺。牲畜的引入加剧了人群之间的竞争，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牲畜为生的人，正是后来青铜文明的先驱。也就是说，他们是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文化的前身。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三个遗址所展现出的高度文明。一些中国学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虽然他们的具体观点可能和我的看法略有不同，但他们都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芦山峁、石峁等遗址的建筑风格，在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都能找到类似的体现。也就是说，它们的建筑风格一脉相承，包括夯土台基、墓穴深埋等关键特征。这表明，这些遗址之间存在文化上的连贯性。我特别关注一位名叫张弛的中国考古学者，非常推荐他的研究，尤其是他在《考古》杂志2014年第11期发表的文章《衰落与新生：论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两层经济文化体》。与我不同，他并不特别关注墓葬结构和建筑形式，而是深入研究了黄土高原的人口迁徙以及牲畜的引入。他提出，当时的经济模式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我认为这一观点值得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