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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西方民众对中国的祖先崇拜和墓葬文化了解很少，而这些恰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对于中国文明的发展，海洋的影响远不及陆地，而山脉和草原的作用更为直接。对英国人来说，海洋和维京文化至关重要，因此英国的博物馆里经常能看到维京人的遗物。而在中国，博物馆里很少能见到来自海洋的文物。如果你仔细找，就会发现不少来自草原的器物。但我的观察是，中国对草原文化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为全面推广庄子峁经验，庆阳市从2024年8月起，计划利用三年时间，实施农文旅融合发展百千万工程，打造一百个农文旅融合特色村、培育一千个直播账号、培育一万个带动型农户，推动形成乡村振兴新业态、新格局。

　　3月20日电 商务部20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咏前在会上答问表示，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目的是帮助企业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在国内外市场顺畅切换、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厦门市数据管理局曾在去年底发布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规划中反思，厦门现有人工智能应用缺乏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多呈现“点”状分布，涉及范围小，未形成规模和体系，也缺少标杆应用示范场景，难以充分发挥本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优势，也无法给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有效的场景助力和有力的市场支持。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新质生产力源于新的科学发现、新的技术发明、新的技术组合和新的技术范式，必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牢牢扭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特别要加强对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的支持和引导，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自美国新一届政府就任以来，美国对主要贸易伙伴频频挥舞关税“大棒”，招致相关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以维护自身利益。美国肆意使用关税手段，在损害他国利益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对自身利益产生深远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