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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据统计，2024年1月至11月，该省水环境质量再创历史新高，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89%，同比上升3.7个百分点，已全面消除劣五类水体。(完)

　　北京3月20日电 (记者 陈杭)经中国国务院批准，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将于3月27日至31日在北京举办，以“新质生产力与全球科技合作”为年度主题，设置论坛会议、技术交易、成果发布、前沿大赛、配套活动等5大板块、128场活动，涉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千名演讲嘉宾将齐聚一堂，共议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全球创新发展提供新思路、新启示。

　　在控制了学生家庭背景、年级、专业、院校等变量对个人成就发展的影响后，研究发现，拥有超前学习经历的拔尖学生所展现出的发展优势依然显著。这说明，至少对于有能力入围一流大学拔尖项目的学生而言，超前学习所提供的个性化学术支持确实实现了赋能——有的侧重提升成绩，有的促进了学生的自信和内驱力。

罗森：彻底颠覆。我的观点是，中国的文明在相当早的时期就已高度发达，并建立在城市或大型聚落的基础上。在英语里，我们将其称为“新石器文化”。你应该听说过杭州附近的良渚文化和渭河流域的陶寺文化吧，这些都是庞大的文化中心，社会组织严密，文化高度发展。然而，后来整个中国地区经历了剧烈的环境变化，一些地方遭遇洪水，另一些地区则因气候恶化而难以生存，人们因此逐渐向黄土高原迁徙。换句话说，气候变化促进了人口的北移。与此同时，北方相较于南方拥有一个显著的优势——更适合牲畜饲养。居住在黄土高原的人们开始饲养牲畜，而这些动物无法适应长江流域那样湿热的低洼环境，只能生存于北方。最早，牲畜经由河西走廊进入中国腹地，最先到石峁地区，然后继续向东扩展，传播到北京以北的大甸子等地。随着时间推移，牲畜在北方广泛传播，并进一步向南扩展，最终到达陶寺。牲畜的引入加剧了人群之间的竞争，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牲畜为生的人，正是后来青铜文明的先驱。也就是说，他们是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文化的前身。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三个遗址所展现出的高度文明。一些中国学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虽然他们的具体观点可能和我的看法略有不同，但他们都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芦山峁、石峁等遗址的建筑风格，在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都能找到类似的体现。也就是说，它们的建筑风格一脉相承，包括夯土台基、墓穴深埋等关键特征。这表明，这些遗址之间存在文化上的连贯性。我特别关注一位名叫张弛的中国考古学者，非常推荐他的研究，尤其是他在《考古》杂志2014年第11期发表的文章《衰落与新生：论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两层经济文化体》。与我不同，他并不特别关注墓葬结构和建筑形式，而是深入研究了黄土高原的人口迁徙以及牲畜的引入。他提出，当时的经济模式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我认为这一观点值得高度重视。

　　习近平指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作。各地资源禀赋、基础条件等不同，抓产业转型升级要从实际出发，遵循经济规律，突出自身特色。云南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和文旅产业，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要积极探索利益共享机制，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

　　楚雄3月20日电 (陆希成)清明节临近，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一园艺公司生产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穿梭在花海中，熟练地采摘白菊花，随后在包装区有序地将花朵分类、打包。该公司相关负责人金聪告诉记者，“这几天是发货高峰期，平均每天要运出两卡车白菊花盆栽到昆明，供应清明节市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