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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携程集团副总裁秦静认为，随着这一政策的施行，将加速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旅游交流及经贸互动。同时，政策也将惠及在澳大利亚生活的逾百万华人华侨，使得他们回国探亲或旅游的过程更为简便顺畅。秦静指出，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中国与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合作潜力巨大，未来也期盼在旅游领域激发更强劲的合作动力。

　　巴罗当天与阿尔及利亚外长阿塔夫举行会谈，讨论了双边关系等议题。他随后还与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会面。巴罗表示希望重启两国对话，实现两国的互利共赢，并表示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据介绍，全省夏收工作6月7日基本结束，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夏播工作从5月28日大面积展开，截至6月13日，已播种面积7915.2万亩，夏播工作大头落地。初步统计，目前全省因旱不能播种面积323万亩，若未来持续无有效降水，夏播进度将会进一步放慢。

　　在四川之前，河南、内蒙古、浙江、江西的省级党委科技委员会已经亮相。河南、吉林和四川的省委科技委员会，都是由省委书记和省长担任主任。

　　考核导向要求下，重论文轻应用导致出现一批“纸面成果”，而缺乏市场洞察和创业经验的青年学者，即便手握技术项目，也难跨过小试中试的资金资源鸿沟。“很多年轻学者不了解市场真正需要什么，做出成果也不吆喝，最后造成产学研对接的‘双向嫌弃’。”某高校一位负责对外合作的办公室主任认为，项目结题后向市场再延伸一步的工作缺乏牵头主体，实验室到生产线之间仍然“缺环断链”。

　　依据国际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企业为了进入国外市场，需要支付额外的市场进入成本，包括跨国运输成本、“边境”规则产生的贸易成本以及进入国外市场内部的交易成本。运输和通信技术的进步显著降低了跨国运输成本，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大幅度降低了“边境”规则产生的贸易成本；此外，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可以规避跨国运输成本和“边境”规则产生的贸易成本。因此，如何降低进入一国市场后面临的交易成本，就成为企业面临的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因为各国国内规则的差异，企业在进入国外市场之后需要适应新的规则体系，并作出各种调整和变化，由此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因此，为了维系和便利这种复杂的国际经贸交往，既需要改善各国的市场准入条件，更需要在协调各国国内政策、规则和制度的基础上形成新的面向未来的国际规则。

　　制度型开放本质上是从“边境开放”逐步走向“边境内开放”，在实现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的过程中，争取在国际经贸规则调整中占据主导地位。规则的作用不仅是规范市场行为，更重要的是能够改变各国基于禀赋条件的比较优势，并对最终的利益分配格局产生深刻影响。从短期来看，国际经贸规则影响一个国家现有的竞争优势能否充分发挥；从长期来看，国际经贸规则影响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能否持续，以及能否培育出新的竞争优势。这些都是一个国家从国际经贸交往中获取利益的必要保障。因此，各国所参与的国际竞争，不仅是微观主体的市场竞争，还有政府在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大国竞争的本质在于规则和制度的竞争，这是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