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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他的这本书并非专注于丝绸之路,而更侧重于全球史。他的核心关注点是贸易,以及贸易如何塑造和影响世界。彼得·弗兰科潘是一位全球史学者,他可能去过北京,但他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国。我曾走遍甘肃、宁夏、新疆等地,而他大概从未踏足这些区域。如果他真的去过新疆或草原地区,他的论述方式应该会有所不同。此外,他的著作中几乎没有涉及草原,这是一个缺陷。在探讨中国早期历史时,我们必须关注那些早期传入中国的重要因素。比如,若没有外来的牲畜,中国的发展路径会大不相同。牲畜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从商代甚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畜牧业便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要理解中国经济的成功,必须同时考虑低地农业和高原畜牧业的结合。高原地区离不开羊群,若没有羊,就无法有效利用那些海拔较高、地形崎岖的地区。从内蒙古到甘肃、青海,遍布着牧场和羊群,这些因素塑造了中国西部的经济模式,影响了丝绸之路沿线的社会结构。任何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都不应忽视草原和畜牧业的重要性。
19日下午,习近平来到丽江现代花卉产业园。在展厅,他察看玫瑰、马蹄莲鲜切花品种展示,听取云南花卉产业发展情况介绍。在玫瑰花种植区,他了解智能温室无土栽培技术,同现场村民、技术人员亲切交谈。他还来到玫瑰花分级包装生产线,察看筛选、分级到包装、发货的全流程,对鲜切花通过物流及时外销表示肯定。习近平指出,云南花卉产业前景广阔,要着眼全产业链,从种业端、种植端、市场端不断深耕细作,让这一“美丽产业”成为造福群众的“幸福产业”。
富春镇尧帝陵风景区内,义务植树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得热火朝天。志愿者们两人一组、三人成团,分工协作,挥锹铲土、扶苗填坑、提桶浇水,现场一片繁忙。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新栽种的树苗整齐排列,为三月的富春增添了盎然绿意。党员志愿者吴长城擦着汗说:“我们种下的每一棵树苗,都是为富春镇生态改善播下的希望种子。作为党员,不仅要种好一棵树,更要守护一方绿!”
罗森:是的,我能看到事物背后的层次。我最近越发意识到这一点:我能透过表象,看到不同层面的信息,甚至可以说,我能看到一个更完整的世界。比如,在这个房间里,我能看到你所看到的,并准确地描述出来。但除此之外,我还能告诉你,这些东西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如果再深入一层,我可以解释,在英国,人们对它们的兴趣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我清楚地意识到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最直观的视觉层面,就是你能直接看到的东西,比如壁炉上悬挂的那幅画;第二层是它的背景和来源,即那是一幅中国画,来自琉璃厂,出自一位普通画家之手,这位画家创作了许多荷花题材的作品;第三层则是文化上的视角,在西方,人们通常会把画挂在壁炉上方,而在中国,这种做法并不常见。我之所以能看到这一层,因为我去过中国,若没有亲身经历,我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认知。再举个例子,我的考古研究最初是从约旦的考古挖掘工作开始的,因此,对以石材为主的建筑文化,我早就有所了解。但当我到中国后,我惊讶地发现,那里很少用石头建造房屋。直到最近,我才找到答案——为什么中国不怎么用石头建造?因为中国早期的建筑是在黄土上修建的。我擅长提问,习惯于不断追问:“我看到了什么?它为什么会在这里?” 以一只花瓶为例,最基础的问题是,“这是一只花瓶” ,接下来,我们可以问:“它为什么在这里?”答案可能是:“我妈妈在市场上买的。”但再深一层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用花瓶作台灯的灯座?”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我们已经这样用了200多年。” 也就是说,每个问题都包含至少三个层次:首先是直观可见的表象,其次是它为何出现在这里,最后是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对我来说,研究中国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让我明白,欧洲和西亚的做法并不是世界的唯一的方式,世界上还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体系,而当你认真去了解另一种体系时,你就会对自己的体系有更深刻的理解。
山水相依,人城共融。1997年,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
河南金融监管局全力推进夏粮承保工作,强化科技赋能,通过遥感验标、电子签名、短信推送保单等方式提升承保质效,确保实现农户“愿保尽保”。(完)
近些年我们也能看到这些举措,中国推出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有不少是长期执行的制度性政策。比如为消除重复征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增值税基本税率从17%降至13%;个人所得税也通过扩大税率级距、增加专项附加扣除、提高起征点,实际降低了税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