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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二〇〇八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我国发展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改革开放后，我们打开国门，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们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推动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转变，国内循环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开始显著上升，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内需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主导作用正在显现。与此同时，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还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还不够高、居民消费倾向偏低、供给结构对居民消费升级的适配性不够等因素，也制约了我国居民消费增长潜力的进一步释放。

　　“90后”小伙子龙敏就从这千余人中脱颖而出，在2024年的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他荣获遗体火化师赛项一等奖。龙敏并非科班出身，提及跨界当入殓师，他说随着入行越久，对生命的敬畏心越重。

　　完善基础设施，为丰收增添底气。“过去，山上不通车、不通水，难种也难收。”二十里铺村村民董桂红说。前些年，麦积区整合项目资金1.7亿元，建成南山花牛苹果基地15万亩，配套建设产业路360公里、提灌工程6处。董桂红在基地当起了产业工人，一年能赚3万多元。

　　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发挥实效，离不开中央的顶层设计和地方的有效落实。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我国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强地方财政政策落实效能和执行能力，为稳消费、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一是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合理扩大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扩大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比例；规范非税收入管理，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由地方结合实际差别化管理；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不得违规要求地方配套资金。二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的程度；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地方更好服务大局、推动发展。三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统筹考虑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提升地方税收自主性和可持续性。四是强化风险防控机制。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统筹推动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规范举债行为，守住风险底线。

　　拥有超大规模市场的显著优势，消费市场还在不断成长壮大。14亿多人口构成了庞大的消费基础，其中超过4亿的中等收入群体正持续扩大，已成为拉动内需、推动消费升级的中坚力量。同时，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多样、城乡市场潜力巨大，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丰富的消费品类，为提升商品和服务供给质量创造了广阔空间，也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坚实基础。大国的规模优势使我国具备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现实基础和长期潜力，从而可依托强大国内循环，着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将我国打造成为国际高端要素资源的“引力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025年7月16日至20日，第三届链博会将在北京举办。海内外对链博会的热情彰显中国在全球产业格局调整背景下“稳定器”作用。更多中国企业凭借技术创新与国际合作，为全球供应链稳定注入确定性，带来发展新机遇。

　　(陆  毅  张  航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