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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强调，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劝和促谈，坚定不移，一以贯之。为此，中国和巴西最近联名发表了关于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强调遵守局势降温三原则，即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同时呼吁各方坚持对话谈判、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反对使用核武器、反对攻击核电站、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

　　8月28日上午，中国煤矿文工团召开干部大会，宣布文工团领导任命决定。经文化和旅游部研究决定，任命靳东为中国煤矿文工团（中国安全生产艺术团）团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的扩大内需，并不只是扩大政府公共支出，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消费潜力的释放并非自发实现，而是有赖于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予以引导，更离不开财政、金融等宏观政策的协同发力、有为调控。

　　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提升国内供给体系对消费需求的适配性。通过扩大外资准入、优化投资环境、深入实施公平竞争政策、规范国内市场秩序等，能够吸引更多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扎根中国，在中国建立分支机构并提供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广大外资企业的进入，能够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以及与国内企业的合作，显著提升国内企业的供给能力和产品服务质量，共同促进国内供给结构的调整和完善，提升国内供给体系对消费需求的适配性。在此基础上，立足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以及国内经济可循环的优势，以自主创新不断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可以打通两者结合的断点堵点卡点，从而实现循环流转，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

　　贸易保护主义和关税战从未有效解决过经济问题。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台《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大幅加征关税，引发全球贸易战，致使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如今美国重蹈覆辙，当民众为日用品涨价愤怒，金融市场用暴跌投票时，答案已经显而易见。

　　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有着深刻的学理逻辑。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从以往的产业间分工深化为产业内分工甚至产品内分工，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使产品贸易、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之间的相互依存成为国际经贸交往的核心。比较来看，产品贸易会更多受“边境”规则的约束，服务贸易和投资活动则更多受“边境内”规则的制约。比如，一个提供专利许可和技术咨询服务的企业给国际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通常有三种：一是将专利和技术方案存于电子介质，通过网络远距离提供给国外客户；二是派员工到国外与客户见面，面对面提供专利和技术服务；三是到国外投资建立分支机构，实现服务的当地供给。对于提供服务的这一家企业来说，知识产权保护、人员短期流动和签证政策、投资政策、竞争政策等“边境内”规则，是比关税和海关程序等“边境”规则更重要的问题。随着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重要性的提高，特别是当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成为维系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必要条件时，“边境内”规则对国际经贸交往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李宇嘉：之前市场上已经是改善性需求为主导。现在新标准发布以后，相当于是把住房消费的底线标准拉高了。“好房子”产品供给出来，会产生示范效应，会带动大家换房的愿望。换房需求释放出来以后，会带动二手房挂牌，对于新市民、年轻人和外来人口在城市尽快安家落户扎根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