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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发挥实效，离不开中央的顶层设计和地方的有效落实。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我国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强地方财政政策落实效能和执行能力，为稳消费、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一是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合理扩大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扩大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比例；规范非税收入管理，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由地方结合实际差别化管理；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不得违规要求地方配套资金。二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的程度；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地方更好服务大局、推动发展。三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统筹考虑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提升地方税收自主性和可持续性。四是强化风险防控机制。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统筹推动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规范举债行为，守住风险底线。

　　因此在不断强化税收征管的同时，应该同步适度推进税制改革，适度降低名义税率，让企业实际税负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同时国家财政收入也并不会由此减少，进而实现良性循环。

　　依据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钟自然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二〇〇八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我国发展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改革开放后，我们打开国门，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们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推动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转变，国内循环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开始显著上升，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内需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主导作用正在显现。与此同时，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还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还不够高、居民消费倾向偏低、供给结构对居民消费升级的适配性不够等因素，也制约了我国居民消费增长潜力的进一步释放。

　　高原春日，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雪映雄关，暖阳高照。全国人大代表海金航与西藏军区“墨脱戍边模范营”某哨点的边防战士围坐在国旗杆下，展开一场特殊的讨论，气氛十分热烈。

　　当战士们的谈论话题聚焦在智能科技带来的便利与高效之时，海金航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翻开红色封面，其中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两会期间关于“新质战斗力”的丰富内容。这位从墨脱边防走进全国两会会场的老兵清晰记得，当听到“智能科技赋能边防”的表述时，自己是如何在会场激动得心潮澎湃——在墨脱的密林深处，他见证过战士们背着30公斤装备物资，在齐膝深雪中跋涉数小时执行巡逻任务。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对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认识》中指出，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要科学认识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在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推动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