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5-05-12 09:31:55 | 浏览次数:0044
推动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财政政策是“输血”,金融政策是“活血”,财政政策通过税收、补贴、政府支出等方式直接提高居民收入,而金融政策则通过降低利率、优化信贷结构等方式,为企业和居民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我国健全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推进财政、金融政策联动,更好发挥金融对扩大内需的支持作用,推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总量调节基础上的结构性协同,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精准支持;强化财政资金引导功能,合理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投向科技创新、生态环保、基础设施、绿色转型等关键领域,完善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制造业等的融资支持政策,形成财政金融政策合力,提升政策精准性和传导效率,为提振消费创造有利条件。进一步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完善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落实无还本续贷政策,强化融资增信和风险分担等支持措施,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不断增强资本市场内生动力和发展韧性;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提振信心、改善预期,促进消费和扩大有效需求。持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强化市场预期引导,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和风险化解;依法依规加强信用信息归集和共享,提升信用服务水平,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营造安全稳定、预期清晰的金融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制度型开放本质上是从“边境开放”逐步走向“边境内开放”,在实现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的过程中,争取在国际经贸规则调整中占据主导地位。规则的作用不仅是规范市场行为,更重要的是能够改变各国基于禀赋条件的比较优势,并对最终的利益分配格局产生深刻影响。从短期来看,国际经贸规则影响一个国家现有的竞争优势能否充分发挥;从长期来看,国际经贸规则影响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能否持续,以及能否培育出新的竞争优势。这些都是一个国家从国际经贸交往中获取利益的必要保障。因此,各国所参与的国际竞争,不仅是微观主体的市场竞争,还有政府在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大国竞争的本质在于规则和制度的竞争,这是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指向。
依据国际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企业为了进入国外市场,需要支付额外的市场进入成本,包括跨国运输成本、“边境”规则产生的贸易成本以及进入国外市场内部的交易成本。运输和通信技术的进步显著降低了跨国运输成本,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大幅度降低了“边境”规则产生的贸易成本;此外,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可以规避跨国运输成本和“边境”规则产生的贸易成本。因此,如何降低进入一国市场后面临的交易成本,就成为企业面临的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因为各国国内规则的差异,企业在进入国外市场之后需要适应新的规则体系,并作出各种调整和变化,由此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因此,为了维系和便利这种复杂的国际经贸交往,既需要改善各国的市场准入条件,更需要在协调各国国内政策、规则和制度的基础上形成新的面向未来的国际规则。
从一个零件到整车系统,从一份快递到无人机产业.....过去两年,一个个供应链协作的“中国故事”在链博会被人熟知,一系列特色鲜明、亮点纷呈的活动在链博会上举办。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对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认识》中指出:“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我国构建完整内需体系拥有坚实基础,蕴含巨大潜力,具备诸多有利条件和独特优势。
携程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可免签入境中国的新加坡游客同比增长10倍,马来西亚游客同比增长9倍,法国、西班牙、泰国游客均同比增长约4倍。 端午小长假期间,平台入境游订单量同比增长115%。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韩国和马来西亚的游客最多。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聚焦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升我国宏观经济动态平衡能力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立足国内、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充分挖掘内需潜力,通过增强国内供给对需求的适配性,能够有效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促进国内供给和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也将为从容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挑战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确保在极端情况下我国经济基本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