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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这不能简单归结为“墓葬文化”。这种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在古代中国，人们认为墓葬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似。随葬品的设置不仅出于纪念，也为了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早在墓葬体系形成之前，中国人就已经习惯用陶器祭祀祖先。这种祭祀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延续至今，许多中国家庭仍然会在特定节日用食物、水果、酒等供奉祖先。在西方，过去或许也有类似的习俗，但基督教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一切。要理解这一文化现象，就必须考虑信仰体系对社会的影响。在西方，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深刻塑造了人们的行为方式。而在中国，尽管佛教也带来一定影响，但它从未完全取代祖先崇拜。一个人可以是佛教徒，并同时仍然相信祖先的庇佑，因此他既会向佛祈祷，也会向祖先供奉祭品。并且，这些青铜器，并非专门用于随葬，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同样被广泛使用。随时间推移，这种习俗也发生了变化。到唐代，人们减少了青铜器随葬，而更多地使用陶器。部分原因是青铜价格贵，另一方面，陶器可以呈现出更丰富的色彩。但在整个汉代及更早的时期，青铜器、贵金属制品则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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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敦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交汇点，它展示了西亚的艺术与思想如何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并逐渐融入中原文化，最终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在唐代壁画和装饰中所见的诸多精美图案，实际上正是通过敦煌这一门户自西亚传入，并在中国工匠的巧思之下加以融合、演变形成的。从墓葬文化到石峁遗址，研究中国早期文明，必须关注不同的“文化入口”，即外来文化如何进入中国。这些入口几乎都位于北方，其中最重要的三条文化传播通道是河西走廊、汾河流域和北京地区。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中国对海洋的利用一直相对有限。明朝之前，海洋在中国的国家战略中并未占据重要地位。我想，部分原因在于首都与海洋相距遥远，统治者对海洋事务的关注较少。并且，海上盗匪的存在也使得中国对海洋发展的兴趣不大。然而，到了明朝，随着外国势力的到来，中国不得不重新审视海洋的战略地位。作为中国人，你们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中国的对外交通主要依赖新疆和草原通道。但随着欧洲人掌控大西洋，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要知道，欧洲人首先掌控了大西洋，而中国从未真正尝试过主导海洋。对欧洲而言，这是一种生存的必要，因为欧洲被海洋环绕，如果不掌控海洋，欧洲人就无法维持生存。因此，欧洲人不得不进行这项壮举：横渡大西洋。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你不能直接穿越大西洋，也不能绕过非洲直达印度洋，而是必须先向西航行，抵达南美洲，然后再折向东，绕过非洲南端，沿着一条极为复杂的航线前往中国。实际上，中国完全有能力穿越太平洋，但历史上几乎没有尝试过。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