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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07-10 09:33:45 | 浏览次数:9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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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因为我年纪大了(笑)。还有一个原因是,到我退休时,我已经去过中国大部分的重要遗址,见过大量的文物,几乎读遍了所有的中国考古遗址报告。在某种程度上,《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既来源于我的实际工作经验,也建立在我多年的阅读积累之上。我最初想写一本关于中国与草原关系的书,探讨丝绸之路形成之前的早期文明,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塑造了中国,但出版社认为这个话题太冷门,希望我写一本和器物相关的书,于是我就选择了墓葬中的器物作为主题。我仍然希望未来能写一本书,探讨中国如何通过丝绸之路、草原、百姓、三星堆以及和海洋的联系等,塑造发展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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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以优良作风干事创业,才能在攻坚克难中善作善成。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大胆干事,直面矛盾问题不回避,应对风险挑战不退缩,勇挑重担、敢啃“硬骨头”。在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上常抓不懈,涵养新时代廉洁文化,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化风成俗,树立实干担当的新风正气,定能闯出一片新天地,创出发展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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