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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二〇〇八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我国发展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改革开放后，我们打开国门，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们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推动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转变，国内循环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开始显著上升，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内需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主导作用正在显现。与此同时，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还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还不够高、居民消费倾向偏低、供给结构对居民消费升级的适配性不够等因素，也制约了我国居民消费增长潜力的进一步释放。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对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认识》中指出：“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我国构建完整内需体系拥有坚实基础，蕴含巨大潜力，具备诸多有利条件和独特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紧抓经济全球化发展机遇，持续深化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形成了门类齐全、配套完整的产业体系，外贸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关键环节。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经济增长不平衡不确定性增大，部分国家“筑墙设限”，内顾倾向明显上升。我国面临的外部打压遏制不断升级，外贸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外部需求或将呈收缩趋势。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必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构建完整内需体系，以自身的稳定发展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

　　“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资源，优化完善创新资源布局，努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推动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财政政策是“输血”，金融政策是“活血”，财政政策通过税收、补贴、政府支出等方式直接提高居民收入，而金融政策则通过降低利率、优化信贷结构等方式，为企业和居民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我国健全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推进财政、金融政策联动，更好发挥金融对扩大内需的支持作用，推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总量调节基础上的结构性协同，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精准支持；强化财政资金引导功能，合理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投向科技创新、生态环保、基础设施、绿色转型等关键领域，完善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制造业等的融资支持政策，形成财政金融政策合力，提升政策精准性和传导效率，为提振消费创造有利条件。进一步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完善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落实无还本续贷政策，强化融资增信和风险分担等支持措施，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不断增强资本市场内生动力和发展韧性；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提振信心、改善预期，促进消费和扩大有效需求。持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强化市场预期引导，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和风险化解；依法依规加强信用信息归集和共享，提升信用服务水平，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营造安全稳定、预期清晰的金融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0世纪50年代，来自东南亚21个国家和地区的归国华侨在万宁兴隆华侨农场安家落户，他们不仅带来了咖啡种子和种植技术，更将喝咖啡的传统与制作工艺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1952年，兴隆华侨农场咖啡厂成立，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咖啡厂，也是如今兴隆咖啡文化园的前身。

　　据官网介绍，四川绵阳是我国重要国防军工和科研生产基地，邓稼先、于敏等9位“两弹一星”元勋和成千上万的科技精英在这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