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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种子包装及标签的标注信息、许可证或《产地检疫合格证》编号指向的信息是认定被诉侵权种子生产、销售主体的重要依据，除非有相反证据，否则包装袋上明确标注的种子生产经营者信息可用于确定生产、销售主体身份。因此，本案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形下，可认定丰某种业公司即为被诉侵权种子的生产者、销售者。对于鉴定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的证明力应当着重从样品的来源、鉴定方法、鉴定程序以及鉴定资质等方面进行审查。接受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经对待测样品进行发芽试验，成功发芽确定种子活力正常后，用分子标记鉴定方法进行检测，并依据国家标准出具检验报告，能够证明被诉侵权种子与“百农207”小麦品种具有同一性。唐某门市部明知是侵权种子仍进行销售，应承担连带责任。据此，二审改判丰某种业公司、唐某门市部停止侵权，丰某种业公司赔偿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唐某门市部在其中5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考虑到经营成本，中小企业往往不愿聘请律所、行业专家提供合规服务。此次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上线的“法治云体检”覆盖了上海众多中小企业，企业可以免费享受专业的合规咨询服务，提前识别并解决经营中的潜在法律风险，减少了企业在投诉举报处理甚至诉讼应对等方面的成本，有力推动降本增效。

　　经查，“中国汽车产业出海协作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侵犯了合法社会组织的权益，扰乱了市场秩序。2025年2月27日，昆山市民政局依法取缔了该组织。

罗森：西方民众对中国的祖先崇拜和墓葬文化了解很少，而这些恰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对于中国文明的发展，海洋的影响远不及陆地，而山脉和草原的作用更为直接。对英国人来说，海洋和维京文化至关重要，因此英国的博物馆里经常能看到维京人的遗物。而在中国，博物馆里很少能见到来自海洋的文物。如果你仔细找，就会发现不少来自草原的器物。但我的观察是，中国对草原文化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上海市东北角，创智天地在淞沪路上拔地而起，并逐步扩容为“大创智”功能区。不同产业、功能和商业模式的众创平台、孵化器在这里汇聚，如今已孕育超4500家双创企业。近在咫尺的复旦、同济、财大、上理工等名校，为企业输送着源源不断的人才、智力和技术。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强调，“中国正在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两年后，建设“数字中国”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