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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我对这个展览有一些个人看法。相比中世纪以后的历史,我对中国早期的历史更感兴趣。我一直很关注丝绸之路,对于外国人来说,丝绸之路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的方式。所有这些东西是怎么传出中国的?我们在欧洲又是如何获得它们的,先是丝绸,后来又有瓷器等?看看英国的大宅邸,你会发现许多房间里摆满了中国瓷器,这是为什么?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由于气候和地质条件的差异,中国和西方,尤其是西亚,孕育出了截然不同的物产,也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体系。西方学者常用自己的知识框架来解读中国,比如“青铜时代”“石器时代”“铁器时代”等概念,但我认为这些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气候的不同直接影响了农业模式。比如,中国的稻米和小米在西方并不存在,而西方主要种植小麦、大麦和燕麦,这种农业结构的差异,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饮食文化:西方人习惯将谷物磨碎,烘焙成面包,而中国人则倾向于将谷物煮熟食用。气候因素还深刻影响了丝绸的诞生。桑蚕的生长依赖温暖湿润的环境,如果没有适宜的气候,就无法养蚕。然而,中国人做了一件独特的事情:他们驯化了桑蚕。这种驯化技术在欧洲和西亚都不存在。因此,丝绸成为中国独有的高价值商品。那么,丝绸又是如何传播出去的呢?关键在于马匹。然而,中国的马匹资源并不丰富。长期以来,中国与蒙古地区的游牧民族的冲突,促使其向西扩张至新疆地区,以寻求更稳定的马匹供应。随后,中国用丝绸换取马匹,同时支付军队驻守当地。从汉代开始,国家便依靠这种方式获取战马,以应对蒙古及其他北方游牧势力的威胁。与此同时,丝绸作为重要的商品,开始大量向西传播。在我看来,丝绸之路的起源是丝绸和马匹的交换。
“台湾民意基金会”今日(6月18日)公布最新民调,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声望为48.2%,相较上个月重挫 9.8 个百分点。该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表示,在台湾,一个百分点代表 19.5 万人,10 个百分点代表近 200 万人,上任不到一个月,流失近200万人支持,是一个严重的警讯。
党纪政务处分通报中,杜玉波还被指“对抗组织审查”“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在职工录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违规收受礼金”等。
通城县相关领导表示,通城县地处三省交界、六县通衢,发展现代物流业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目前,通城县已拥有亚洲规模最大的涂附磨具产业、中国最大的云母绝缘材料产业、覆盖全国地级城市的药商网络以及国家级油茶产业园,工业物流年需求量约300万吨。然而,全县物流行业当前呈现小、散、弱的状态,缺乏高效信息平台调度,产业潜能远未充分释放。建设综合性物流枢纽,不仅能进一步降低企业物流成本,还能极大提升“通城制造”的市场竞争力。
二要提升中药材产业发展水平。发展中药材现代种业,加强中药材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推进中药材生态种植养殖,因地制宜发展林草中药材。加强中药材流通和储备体系建设,加强中药材市场管理,完善中药材价格监管机制。
会议还介绍了广东全民早期预警的基本情况,省市县共有102个突发事件预警信息中心,主要负责发布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三大类预警信息。三年来省级各部门联动通过省预警中心发布预警信息168期,其中手机短信受众约218亿人次,持续创历史新高。
罗森:敦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交汇点,它展示了西亚的艺术与思想如何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并逐渐融入中原文化,最终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在唐代壁画和装饰中所见的诸多精美图案,实际上正是通过敦煌这一门户自西亚传入,并在中国工匠的巧思之下加以融合、演变形成的。从墓葬文化到石峁遗址,研究中国早期文明,必须关注不同的“文化入口”,即外来文化如何进入中国。这些入口几乎都位于北方,其中最重要的三条文化传播通道是河西走廊、汾河流域和北京地区。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中国对海洋的利用一直相对有限。明朝之前,海洋在中国的国家战略中并未占据重要地位。我想,部分原因在于首都与海洋相距遥远,统治者对海洋事务的关注较少。并且,海上盗匪的存在也使得中国对海洋发展的兴趣不大。然而,到了明朝,随着外国势力的到来,中国不得不重新审视海洋的战略地位。作为中国人,你们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中国的对外交通主要依赖新疆和草原通道。但随着欧洲人掌控大西洋,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要知道,欧洲人首先掌控了大西洋,而中国从未真正尝试过主导海洋。对欧洲而言,这是一种生存的必要,因为欧洲被海洋环绕,如果不掌控海洋,欧洲人就无法维持生存。因此,欧洲人不得不进行这项壮举:横渡大西洋。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你不能直接穿越大西洋,也不能绕过非洲直达印度洋,而是必须先向西航行,抵达南美洲,然后再折向东,绕过非洲南端,沿着一条极为复杂的航线前往中国。实际上,中国完全有能力穿越太平洋,但历史上几乎没有尝试过。